多重陈年痼疾缠身,“后巴希尔时代”的苏丹转型依然难见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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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是1964年苏丹革命纪念日,纪念已故苏丹总统易卜拉欣·阿布德第一次推翻军人统治。苏丹人民每年在这一天都会庆祝,但今年的气氛显然有所不同。今年10月21日,苏丹首都喀土穆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游行示威者要求军方交出统治权,建立完全的文官政府,和平实现民主过渡。军方封锁了所有通往军队指挥部的道路,并暴力驱逐示威者,造成36人伤亡。
喀土穆的氛围自9月21日发生未遂政变后就一天比一天紧张。未遂政变后,苏丹过渡政府军人领导集团和文官领导集团互相指责,紧张态势不断升级,双方争执不断扩大化,以至于不得不冻结权力机构的正常工作。
苏丹前总统巴希尔下台至今已两年有余,但文官和军人联合组成的过渡政府非常脆弱,苏丹政治转型之路曲折艰难。
未遂政变后,军人集团与文官集团裂痕外显
巴希尔下台后,苏丹主要政治力量有三方:一是军方;二是民间组织联盟——“自由与变革力量联盟”;三是反对派组织。
“自由与变革力量联盟”是巴希尔下台后对抗军政府的主要民间组织联盟。该联盟构成极为复杂,由各种专业协会、民间社会团体、工会、政党和武装团体等联合而成,其中较有影响力的组织包括苏丹共产党、苏丹专业人员协会、“自由与变革力量-中央委员会”、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乌玛党等。反对派组织主要有两部分,一是以吉布里勒·易卜拉欣为首的“正义与平等运动”,二是以米纳维为首的“苏丹解放运动”。
2019年4月军方推翻巴希尔后,与“自由与变革力量联盟”的冲突随即爆发,数以万计的抗议者重返街头,举行了自巴希尔被推翻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军方想要保持权力,民间组织联盟则要建立一个完整的文官政府。喀土穆的抗议在当年6月遭到军方强力镇压。
2019年7月,军方同“自由与变革力量联盟”就政治过渡及有关权力分配达成共识;8月17日双方签订权力分享协议。根据协议,未来三年多,苏丹将处于政治过渡期,设立“苏丹国家主权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主权委员会有14名成员,其中5位来自军方;6位为文官领导;3位来自转而与政府合作的反对派团体——“正义与平等运动”和“苏丹解放运动”,前过渡军事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任国家主权委员会主席,相当于过渡时期总统。国家最高权力前21个月由军方主导,后18个月由文官主导,并且成立了以阿卜杜拉·哈姆杜克为总理的临时内阁,11名内阁成员中5人由军方出任,包括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5人由文官集团出任,还有一人是双方共同推举的文官领导人。
2020年10月,联合过渡政府与“正义与平等运动”和“苏丹解放运动”达成和平协议——《朱巴协议》,完成了对反对派团体的整合,“正义与平等运动”领导人吉布里勒·易卜拉欣进入内阁,出任财政部长,“苏丹解放运动”领导人米纳维出任达尔富尔州州长。两个团体在名义上也合并为“自由与变革力量联盟”的一部分——“国家宪章团体”。和平协议签订之后,过渡期又追加了14个月,变成53个月,并拟于2024年初进行选举。
军方与“自由与变革力量联盟”虽然达成妥协,在过渡期内共掌政府,但双方的张力和明争暗斗始终存在。今年9月21日的未遂政变将双方的裂痕外显化。
2021年6月,哈姆杜克宣布了一项“团结各派,共度脆弱的过渡期”的新倡议,他主张改革军队,统一国家武装力量,认为通过重组军队可以彻底肃清巴希尔政权残余影响。此外,他还主张应对经济危机和组建过渡立法机构应成为政府的优先事项。未遂政变后,哈姆杜克再次呼吁重组军队,并将军队的商业利益置于文官政府监督之下。在未遂政变后的讲话中,他并未像以前那样强调军民团结。“自由与变革力量联盟”呼吁苏丹人民拒绝军事统治,保护革命成果,更有部分人认为军方想要在11月2日前发动政变,继续霸占国家最高权力。11月2日是军方应该将国家主权委员会的最高领导权移交给文官领导人的日期。国家主权委员会主席布尔汗则指责“政客们”专注于攫取权力,漠视人民需求,强调军方才是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力量和革命果实的守护者。
过渡政府表现不佳,“自由与变革力量联盟”内部分裂
近一周以来,各个派系就开始蠢蠢欲动。
10月16日,“国家宪章团体”的支持者们开始了小规模游行示威,17日游行示威演变成在总统府——共和宫前持续数日的静坐示威。他们的主要诉求是解散哈姆杜克领导的过渡政府,扩大过渡政府的代表基础。“国家宪章团体”虽是“自由与变革力量联盟”的一部分,但他们更倾向于站在军队一方,指责“自由与变革力量联盟”排除异己,垄断权力。
10月20日,苏丹专业人员协会号召所有行业10月21日上街游行。近几日发出同样号召的派系还有“自由与变革力量-中央委员会”,苏丹共产党,专业人员协会,抵抗委员会等。他们都支持实现和平民主过渡,组建一个完全由文官领导的过渡政府,军方彻底退出政治,并要求统一苏丹武装部队。乌玛党是“自由与变革力量联盟”中参与组建过渡政府的政党,它指责寻求推翻现政府者怀有一己之私。苏丹最大的反对党——人民大会党也呼吁参与21日的大游行,但号召组建无党派的独立政府。
由上可见,“自由与变革力量联盟”这个松散联盟内部出现了明显分裂,组成“国家宪章团体”的两个组织虽被纳入该联盟,但更倾向于和军方合作,他们的支持者静坐抗议要求解散以哈姆杜克为首的过渡政府,尤其是吉布里勒·易卜拉欣公开要求哈姆杜克解散政府。米纳维也呼吁过渡政府应该将更多政党容纳进来,还强调无意将伊斯兰主义者排除在国家政治之外,以争取伊斯兰主义者的支持。
过渡政府执政以来在很多方面都缺乏政绩,他们未能巩固国内共识,未能在国家治理中协调不同派别,治理能力有限,也没有与公众建立有效沟通渠道,加之总理哈姆杜克的经济改革措施不力,导致部分民众及其在“自由与变革力量联盟”中的代表组织对过渡政府越来越不信任。
苏丹目前局势相当混乱,军方的支持者也发起了游行示威,过渡政府的支持者也会静坐抗议。国际社会呼吁,无论是游行示威还是静坐抗议,双方都应采取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方式。
苏丹这个非洲之角最脆弱的国家之一所面临的问题远不止缺乏完整统一的统治集团。经济不景气、族群冲突、自然灾害等都在将这个国家慢慢推向崩溃的边缘。
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使苏丹雪上加霜
巴希尔下台之后,民众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好。本就脆弱的苏丹经济在政治过渡时期并没有多少起色。苏丹虽然拥有丰富的农牧业、矿产资源,但中央政府只掌握百分之十几的资源,其他都在地方部落和武装团体控下。南苏丹独立后也带走了大部分石油资源和外汇收入。
过渡政府执政两年,经济状况日益恶化,过渡政府经济改革措施不当,应对新冠疫情不力,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据统计,苏丹通货膨胀率已连续数月高位运行,9月份通货膨胀率高达360%,货币大幅贬值,推动基本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使经济弱势人群生计艰难。经济问题导致了失业率攀升和贫困率上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引发全国性的抗议活动。苏丹人道局势严重,据估计今年可能有1300多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族群冲突也是苏丹社会的一大顽疾,南苏丹就因族群冲突无法调和而分离。苏丹东部和西部都面临严重的族群冲突问题。巴希尔下台并未给族群冲突带来一丝缓和。
2020年1月初至今年6月,苏丹爆发了多次族群冲突的暴力流血事件。近几周,苏丹东北部最大的部落之一——贝贾部落举行大规模抗议,指责军方攫取权力,中央政府腐败无能。他们指责1年前过渡政府和反对派组织签署和平协议将他们排除在外,并不具有足够的政治代表性。9月以来,示威者封锁了苏丹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苏丹港,封锁了通往首都的道路,关闭了两条输油管道,阻止燃料、药品、食物等物资从港口进入,这无疑使本已恶化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
除了人祸,还有天灾。近年来,干旱和耕地退化等灾害严重恶化了苏丹的农业环境并加剧了粮食安全问题。突发性灾害使苏丹本已脆弱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更加恶劣,2020 年,埃塞俄比亚境内暴雨导致地处尼罗河下游的苏丹发生百年一遇的严重洪灾,近 90 万人受影响,洪水摧毁了房屋和农田,破坏了基础设施,并阻碍了人道主义援助的进入。202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苏丹沙漠蝗虫的爆发严重威胁该国粮食供应。目前影响东非的蝗灾是 70 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洪灾和蝗灾加剧了苏丹粮食危机。
自去年11月爆发并持续至今的埃塞俄比亚政府与该国北部提格雷州之间的军事冲突也严重波及了苏丹。提格雷地区与苏丹接壤,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埃塞北部冲突引发该地区20年来最大难民潮,这场内战已造成数千人死亡,35万人陷入饥荒,200多万人流离失所。大批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涌入苏丹的卡萨拉和加达里夫州等地区,并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埃塞国内的战火有可能燃烧到苏丹,埃塞的武装团体也会潜入苏丹境内,对苏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近代以来长期困扰苏丹的顽疾——文官与军人之争、族群冲突、身份政治、经济发展落后等依旧在撕裂后巴希尔时代的苏丹政治和社会,困扰着苏丹的民族国家构建和政治进程。
巴希尔下台后,文官集团和军人团体之间龃龉不断,政坛各种势力交错,局势复杂,文官集团和军事集团虽然并不是在每次事件中都直接对立,但每次危机使双方的猜忌和不信任感不断累积,过渡进程越来越脆弱,能否撑到既定的大选日期仍是个未知数,有人只是将过渡时期做为积蓄力量、拉拢伙伴,伺机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缓冲期。
至于苏丹人民,有人认为现阶段的苏丹应该由强有力的组织团体——军人来掌控;有人则认为苏丹需要一个完全由文官领导的政府;还有人相信伊斯兰教能为治理苏丹提供必要的蓝图。苏丹的全面民族和解之路看起来仍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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